在蒋系部队内部，权力斗争和内部倾轧早已成为一种常态。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非常直接——嫡系部队经常压制半嫡系，半嫡系又压制旁系，旁系则欺负杂牌，而杂牌部队则处于更为悲惨的境地。可以形象地比喻为“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土”，其中弱者被一层一层地压制，形成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。

这种情况让一些原本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，对军区司令长官的态度极为不屑，甚至连领导上级的指挥都不放在眼里。就拿武汉会战为例，当时担任17军团长的胡宗南，竟然毫不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放在眼里，令李宗仁愤怒至极，不禁发出怒骂：“你们不要太气盛！”但胡宗南的回应却是：“不气盛，那还叫嫡系吗？” 这种场面充分暴露了嫡系之间的强大自信与蔑视其他军团的态度。

然而，桂军虽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显得吃了些亏，但由于李宗仁与白崇禧这些有分量的政治和军事人物的庇护，桂军的体面至少还能保留。他们在军界和政界的影响力，使得没有人敢轻易挑战他们的存在。相比之下，处于没有强大背景庇护的杂牌部队，情况则要糟糕得多。

例如东北军就是一个例子。这个曾经庞大的部队，在失去张学良的保护后，面对蒋中正的压制，遭遇了无情的命运。1937年6月，东北军经历了大规模的缩编，从最初的20多万锐减为10万余人，士兵和将领的待遇急剧下降。尤其在淞沪会战期间，东北军的第67军被日军击溃后，军长被诬陷投敌，导致67军被取消番号，残部重新编入了其他部队。

更有甚者，像第49军这样的部队，由于不被视为嫡系，常常面临着各种不公待遇。在1940年，部队在武器装备上遭遇了巨大损失，这在嫡系部队中是无法想象的情况。东北军的将领们只能通过一切关系和手段来弥补装备不足，但依然无法真正得到足够的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部队的主官刘多荃努力通过各种方式为部队争取更多资源，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被蒋系和嫡系吞并的命运。

尤其是在部队的人员调动上，第49军经常被安排在最不利的位置。举个例子，虽然49军的105师在抗战中有着显赫的战功，但也难逃被嫡系部队剥夺指挥权的命运。即使部队里有黄埔毕业生，也无法避免成为嫡系部队的附庸。面对这种形势，部队中的一些将领曾经通过内部权力斗争争取过一些空间，但也只是纸上谈兵。

就像在1944年的第二次衢州战役中，第49军不断利用权力压制本来属于嫡系的第26师，将其作为替罪羊来推卸责任。尽管第26师的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高的英勇精神，但第49军却巧妙地将责任归咎于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正是在这种潜规则下，其他部队的将领们也被迫接受了这些“潜规则”，使得这些部队在面对上级命令时，往往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

然而，尽管第49军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典型的“旁系”，但通过巧妙的权谋和高超的手法，他们成功掌握了更多资源，甚至在一系列的战斗中，能够占据上风。特别是在1944年战役中，第49军通过制造分歧和推卸责任，不仅摧毁了其他部队的士气，也让自己得到了更多的利益。尽管这种行为是短视和不道德的，但它也反映了当时军中各种潜规则的复杂性。

总的来说，尽管第49军背后有一定的黄埔关系支撑，但它始终没有真正改变在蒋系部队中的“旁系”地位。在权力斗争中，部队内部的斗争不断升级，原本的军事规则被打破，各种权谋和倾轧成为了主要的生存法则。